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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小学最后一年，却是我坐在讲桌旁边的第四年。

    自从三年级换到新校区之后，我就一直在接受老师的耳提面命。这里的教学楼是四层的，在阳光下亮晃晃的，像一块巨大的肥皂。教室里的课桌是新的，桌面上的木纹还清晰可见，但讲桌旁边那个位置，像被潮水冲到岸边的一叶小舟，搁浅在那里，而我就是在第一学期之后被搁浅的人

    这些年虽然成绩进步了，但天性调皮好动，所以一直被老师实时掌控。上课的时候，老师的目光每隔几分钟就会扫过来一次，像探照灯一样，把我照得无处遁形。我稍微动一下，比如转个笔、挠个头、往窗外看一眼，老师的眼神就会立刻钉过来，带着一种“你又来了”的了然。而这也导致我做什么都是问题，一旦我真的做错什么，就会有人打小报告，而每一次不管事大事小，都是一次暴风雨的洗礼。

    例如那些年流行的紫光隐形笔。笔身是浅紫色的塑料壳，笔帽上嵌着一个小小的紫光灯，写字的时候看不出颜色，需要紫光灯照射之后才能被看清。那东西我天天拿在手里玩，上课的时候在本子上写秘密，然后用紫光灯一照，字就幽幽地亮起来，蓝色的荧光在暗处像一只只小萤火虫。而我越玩越上瘾，在课本的空白处写满了看不见的字，甚至不分场合用紫光灯像瞄准镜一样对准教室的各个明显摆件，而这种情况，也被数学课代表在班务会的时候反映到了班主任那里。

    那天放学后，班主任把我叫到办公室，命令我把所有笔上交没收，她一件一件摆在办公桌上，像在陈列什么罪证。

    “这些笔你就别想再拿回去了。”她的语气很平，但平得让人不敢反驳。

    我看着那些笔，嘴唇动了动，想说什么，但最终什么都没说出来。那些笔全是奶奶买给我的——准确地说，是我骗奶奶说为了学习用的，但她还是毫不犹豫地把钱给我了。

    那天晚上回家，我钻进被窝，把被子蒙过头顶，眼泪无声地流在枕头上，把枕巾洇湿了一大片。我不敢哭出声，怕奶奶听见。那种难受里夹杂着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，像是吃了没熟的柿子，涩涩的，堵在嗓子眼里，咽不下去，也吐不出来。

    现在想起来也还会难受。不光是因为笔被没收了，更是因为那个谎言。奶奶省出来的钱，被我拿去买了“玩具”。她以为我真的是为了学习，而我辜负了她的信任。现在想来，难受之中又夹杂了一些自责和羞愧，像一层一层叠加的灰，越积越厚，越拍越脏。

    当然，老师确实也再没有还给我。

    这最后一年，我期待着离开。

    我没有太多的怀念。小学六年，我从来没有拿过奖状。三好学生、优秀班干部、进步之星，这些词从来都跟我没关系。每次期末表彰大会，我坐在台下，看着别人一个一个上台领奖，奖状在他们手里被举得高高的，像一面面胜利的旗帜。而我手里什么都没有，只有一双不知道该往哪儿放的手。如果非要找几个算个人荣誉，跳绳双跳一口气能够跳一百二十个，英语测试拿过一次一百分，再也不是吊车尾的选手——但也仅此而已。讲桌旁的那个位置，从来没有人能够代替我，我坐在那里，从三年级一直坐到六年级，像一个被钉在墙上的钉子，拔都拔不下来。

    最后一节班务会，也是宣布小学毕业并颁发奖状的日子。

    教室里闹哄哄的，同学们都在互相写同学录。彩色的纸页在课桌间飞来飞去，上面写满了“友谊长存”“勿忘我”“前程似锦”之类的字眼，笔迹五花八门，有的工整，有的潦草，有的还画了小花和笑脸。看着那些飞来飞去与我无关的纸片，感觉像是对我最后的加冕。

    班主任站在讲台上，开始念奖状名单。她的声音平稳而清晰，一个一个的名字从她嘴里蹦出来，像一颗颗掉在地上的玻璃珠。我没有在听，只是在等，等那个结束的时刻。我只想赶紧离开，离开这个坐了四年的位置，离开那些被揪耳朵、被打小报告、被怀疑考试作弊的日子。那些琐碎的、伤心的、细小到不值一提的事情，像沙子一样硌在鞋里，走了这么多年，早就把脚底磨出了茧。

    似乎从某一天起，我就被贴上了“差生”的标签。这个标签贴上去很容易，撕下来却很难。你考好了，别人怀疑你作弊；你考差了，别人说果然如此。你坐在讲桌旁边，不管做什么，都有人在看。那种感觉，像被关在一个透明的玻璃箱子里，外面的人可以随意地看你、议论你，而你无处可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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